观念史研究读书心得4篇观念史研究读书心得 130疫病的灾害史解读与中国卫生现代性的构建——读余新忠主编《瘟疫与人：历史的启示》①有感夏明方摘要：以余新忠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观念史研究读书心得4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观念史研究读书心得
0疫病的灾害史解读与中国卫生现代性的构建——读余新忠主编《瘟疫与人：历史的启示》 ① 有感夏明方摘要：以余新忠新编、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的《瘟疫与人：历史的启示》一书为基础，对国内外疫病史学界有关疫病、公共卫生与现代性的起源与发展之相互关系所做的诸多研究进行细致、深入的梳理和辨析，并从灾害史和全球史的角度，对历史时期中西方灾害结构的差异与社会演化之路的分流与汇聚，对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构建与中国现代性的复杂关联，提出了新的思考。关键词：疫病史；灾害史；卫生现代性；现代性起源；东西方路径中图分类号：K26、X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1）01—0130—12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项目号：17ZDA158）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夏明方，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暨生态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第三届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灾害史研究。① 该书即将于 2021 年下半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庚子大疫暴发初期，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发出倡议，要求所属各专业委员会紧急动员起来，积极参与到全国范围的 “战疫”行动之中。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作为其中唯一一个以历史研究为中心的分支机构，相比于其他奋斗在防灾抗疫最前线的同行，顿觉异常气馁。面对来势汹涌的新冠病毒，我们这些专放“马后炮”的专家学者，除了“躲在小楼成一统”之外，还能为这个被疫情肆虐的悲惨世界做些什么呢？只是由于在全球范围内迄今未见消退之迹的新冠疫情，不仅对于我们这些习惯于以过去作为研究对象、成天埋首于故纸堆的学者来说，是个全新的东西，即便是对于那些处在全球医疗科学最前沿的自然科学学者来讲，恐怕也是一头雾水，也都需要把它与过往已发现的诸多病毒及其演化过程进行比较，需要对疫情孕育、暴发、扩散的路径进行回溯式的跟踪调查，也就是流行病学调查。与此同时，为了更有效地应对此一全新而未知的病毒，越来越多的大众，无论身处疫区内还是疫区外，是作为受害者还是旁观者，也对人类过往曾经遭遇怎样的疫病、这些疫病对人类有什么影响、它暴发的原因何在、人类又是如何应对疫病，以及这种应对对今日之“战疫”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启示之类的历史问题，有着越来越迫切的求知之欲，这就使我们似乎又增强了一点点的信心。或许可以从现实的需求出发，把对过去有关疫病历史的认识，用相对通俗的形式进行梳理、归纳和总结，让先前封闭于象牙之塔的所谓纯学术，走向社会，面对大众，从而为现实的抗疫防疫提供某些经验或教训。更何况这一场疫病，虽然把我们都禁足于钢筋混凝土构建的“牢笼”之中，这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韦伯所言现代性之“理性的囚笼”在现实生活中的具象化，却也给我们这些历史文献的爬梳者提供了极为难得网络首发时间：2021-02-19 11:45:26网络首发地址：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53.1001.C.20210219.0940.032.html2021 年第 1 期131 的田野考察的机会，使我们从历史学者变成了人类学家，作为当事者或局内人，对由疫情揭开的人间万象，亲自观察，亲自体验，进而使我们对过去的历史，尤其是长期以来被遮蔽的疫病与历史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感悟和认识。历史与现实交相激荡，共同推进着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思考。事实上，随着疫情的暴发和蔓延，自 2003 年非典之后逐步兴盛起来的中国医疗史、疾病史学界也迅速行动起来，并利用互联网提供的强大传播功能，在全社会掀起了一场具有公共史学特质的疫病史宣叙高潮。商务印书馆和其他很多出版社也积极组织力量编撰相关主题的学术普及类作品。我们也希望借此机会，邀请海内外从事疫病和公共卫生研究的专家，围绕着历史上尤其是明清以降中外的疫病及其社会应对这一主题，在较为充分地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现实体验，将各自先前的学术结晶用一种简明通畅的语言再现出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和批评。恰好灾害史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余新忠教授是这一领域的杰出代表，在他的倡议之下，兼以海内外诸位医疗史大家和青年才俊的热情应邀，鼎力襄助，终于变成了《瘟疫与人：历史的启示》这部学术普及型的读本。虽然就中国大陆的疫情防控而言，这一定程度上还是放的“马后炮”，但从该书所展示的明清以来中外疫病及其应对的历史，尤其是从中外比较中展现的中国卫生现代性艰难曲折的构建过程，应该可以使读者从中获取某些新的认识和启示。一、疾病的全球一体化与中国卫生现代性的再思考灾害史专业委员会从 2004 年创会伊始，就对灾害给出了一个相对宽泛的定义，其中包括自然灾害、人为灾害以及由自然、人为相互作用而导致的环境灾害或技术灾害，但是对于疫病的灾害属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灾害史学界并未达成一致性的共识。有的史家虽然把它当成自然灾害来研究，却也闹不清它在此种灾害的分类体系中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在国家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层面，这一在今日被明确界定为生物灾害或生物入侵灾害的事件，同样没有被归入自然灾害的范畴，而是作为公共卫生事件，与自然灾害、事故灾难以及社会安全事件并列为四大类突发性事件，其统一处置的重任更是与其他突发性事件截然不同，不在早先的民政部救灾司以及后来的应急管理部管辖范围之内，而是由国家卫生部或国家卫健委主导。在迄至今日仍在持续的国家或地方“战疫”实践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作为国家应急管理的高层决策和管理机构，如国家减灾委员会和应急管理部，实际上扮演的是辅助性角色，与其在水、旱、地震等灾害处置过程中展现的核心地位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样一种疫病与减灾相分离的话语和实践，对新中国防灾减灾的举国体制到底是利是弊，值得人们做深入的检讨和反思。但是如果把它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去考察，则这样一种作为历史的事实的分离，或许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卫生现代性的构建及其对于中国现代性的总体意义展开新的思考。此种分离首先使笔者联想到余新忠在《瘟疫与人：历史的启示》一书的结论部分反复致意的学术主张，从其对传统中国疫病应对的特征所做的三个方面的总结可以看到的，实际上就是明清中国疫病应对过程中的“国家缺位”或“国家失灵”现象。这三个特征，一是传统国家对瘟疫救治给予的关注始终未像对其他灾害的预防和赈济那样，形成一套完备的制度性规定，而主要由民间社会自行展开；二是中国社会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丰富且值得肯定的疫病应对经验，但基本上是零散、感性和片段的，缺乏系统的整理和总结，未能发展出体系性的疫病救治知识；三是在疫病防治过程中虽曾出现大量躲避、隔离乃至检疫的行为和事例，但主要出于直观的感知、本能的反应以及某些特定的目的，并没有得到主流社会和（儒家）思想的鼓励和支持，在理论与实践上难以取得发展。实际上，这样的观察在余新忠 2003年的成名作《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已有了比较明确的表述，之后随着疫病史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对明清时期国家在疫病防控中的作用有了越来越清晰同时也越来越肯定的叙述，但是似乎并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他的这一总体性判断，而且一旦将同一时期国家防疫与国家救荒进行比较，则两者之间客观存在的巨大反差，更使明清国家的防疫作用愈发显得不足称道。也有学者把研究的时段推到历史的更深处，比如唐宋，比如秦汉，并从中勾稽出某种准现代性的国家医疗机制、医学知识体系或公共卫生事业的轨
132① 参见郑洪：《中国传统社会的瘟疫应对：以1793年马嘎尔尼英国使团为中心》，余新忠主编：《瘟疫与人：历史的启示》，第六章。② 梁其姿：《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余新忠主编：《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第 3—30 页。③ 刘士永：《公共卫生：走向中国现代性》，余新忠主编：《瘟疫与人：历史的启示》，第九章。④ ［美］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向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⑤ 辛旭：《欧洲黑死病》；邹翔：《近代英国的鼠疫与公共卫生的兴起》。余新忠主编：《瘟疫与人：历史的启示》，第四章、第七章。迹。然而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这样的国家作用在随后的明清时期差不多没了踪迹，结果就像郑洪认为的那样，充其量只是在学界提出了所谓“李约瑟难题”的医疗史版本； ① 当然，我们也可以努力地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叙事框架，从中国医疗事业内部发掘某种迥异于西方的本土现代性路径， ②就像中国医疗社会史的先驱者梁其姿先生早前设想的那样。然而这所谓的“另一种现代性”的卫生，在现实社会中直至今日都未曾退出历史的舞台，甚至还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却同样不能否认或遮蔽如下事实：近代中国疫病防控或卫生事业的现代化过程，始终是由西方式的卫生现代性主导，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往往有着不同的主导性模式，大体而言有英国模式、日本模式、美国模式以及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等。此一路径，最初是由外部力量强制性地引入和推广，带有强烈的殖民特征，继而为中国的精英阶层或国家政权所接受，作为民族国家建设之重要的乃至核心的组成部分。这样的现代性，不同于中国本土或传统中国以个体生命关怀即养生保健为旨归的中国式卫生之道，而是以其服务于被视为一种完整有机体的民族国家之生存、健康的“公共性”“国族性”作为最重要的特质。作为一种重民族轻个体、重国家轻社会且通常由国家权力强制实施的近代疫病防控机制，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往往导致对民间社会或个体公民之传统或合法权益的压制或损害，因而在后现代或后殖民史学看来，这种以民族国家构建为中心任务的公共卫生事业，尽管也会因时因地发生变异而带有多样化的特色，甚至体现为某种中国式的现代性或中国现代性，但终究是以欧美国家的卫生现代性作为效仿的标准和衡量的尺度，而且是在社会达尔文式的竞争性民族国家体系中被迫接受或主动推行的，不仅带有强烈的殖民现代性的色彩，也因之抑制或消解了真正的启蒙现代性或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成长和发展。就此而论，著名医疗社会史家刘士永提出了一个有待继续探讨的话题：“卫生现代性，一个早在19 世纪末即已在中国初露端倪的社会理想，是否在今日的中国得到充分的展现呢？” ③不过，一旦跳出所谓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把这样一种卫生现代性的探讨置于全球范围之中，我们就会发现大家对它的理解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差异。研习中国医疗社会史的学者大约都会清楚，作为“卫生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倡导者，罗芙芸一方面把公共性作为它的最重要特质，但同时强调以 19 世纪晚期出现的“细菌学说”为代表的理论的科学性，故此在她看来，中西医学的大分流，其界限不是彭慕兰所说的 1800 年左右，而是19 世纪晚期 20 世纪初期。
④ 不过从辛旭、邹翔有关欧洲黑死病和英国公共卫生兴起的论述来看，这一传自西方的卫生现代性，其源头显然还要早得多。它孕育于十四五世纪的意大利，成形于十七八世纪的英国，至 19 世纪又衍生出不同于英国的德国模式。
⑤如此一来，人们对于西方卫生现代性的理解，就其原初的意义而论，至少有两种不尽一致的表述。姑且把前者叫做原发型 A，后者叫做原发型 B。两者的主要区别并不在于大家公认的“公共性”“规制性”，而是对其“科学性”的不同理解。在罗芙芸、刘士永等看来，细菌学说的诞生是西方医疗科学真正建立的标志，而在梁其姿等学者看来，被细菌学说所取代的“瘴气说”等西方早期的疫病起源理论以及相应的有关身体的“洁净观”，同样属于近代科学的范畴。既然如此，这两种卫生现代性，其与总体现代性的关联就有了不同的意义。A 型现代性，尽管在罗芙芸等学者那里实际上已经成为现代性总体构建的核心，进而成为中西文明分野的最重要的标志，但毕竟还是 18 世纪晚期工业革命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本身原是
2021 年第 1 期133 ① 参见［美］珍妮特·L.、阿布 - 卢格霍德：《欧洲霸权之前：1250—1350 年的世界体系》，杜宪兵、何美兰、武逸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年。② ［法］伊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历史学家的思想与方法》，杨豫、舒小昀、李霄翔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③ 参见［法］伊曼纽埃尔·勒鲁瓦·拉迪里：《历史学家的思想与方法》。④ ［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年。⑤ 余新忠、徐旺：《大变局前夜的新瘟疫：嘉道之际霍乱大流行》，余新忠主编：《瘟疫与人：历史的启示》，第二章。现代性的衍生物，而 B 型现代性则是自 15 世纪以来以欧洲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进而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由于对欧洲内部多次大规模流行的鼠疫、霍乱等急性传染病的创造性应对，才促进了欧洲现代性的诞生。依循此一思路，则中西道路的决定性分叉，显然不是罗芙芸所说的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也不是彭慕兰的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而依然是传统的现代性历史叙述中早已作为定论的开辟欧洲新航路的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这样说似乎又掉进了现代性叙事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陷阱之中了。不过，从疫病的应对转向对疫病的源头及其传播的路径，则另一种反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起源论就呼之欲出了，只是这一次担任主角的不再是来自欧洲的开拓者，而是把鼠疫病菌经由中亚大草原传向欧洲的老鼠或跳蚤们。这自然跳出了这本新书讨论的时空范围，但并不能因此隔断与它的联系。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布 - 卢格霍德的眼中，这一由统一的蒙古帝国勾连起来的跨越...
篇二：观念史研究读书心得
风书讯】NO.313 2013.071编后小记最近的情势十分诡谲， 08 年以来的中国式“次贷” 开始爆仓， 金融紧缩、 政治紧缩， 而且， 似乎还任将此种状况发展下去。
于是， 知识界纷纷右转， 企业家们则或结社， 各种各样的公益读书组织层出不穷， 或者就移民。
然而， 若实体经济就此停滞了 ， 今年以及未来几年好几千万的毕业生们， 他们到哪儿去？在中国， 任何危机出现， 最先被祭出的一定是“民族主义” 这面旗， 我们以往在编后中多 次地谈过这个话题， 就因为这是一个极含混又极易被注入各种意识形态的概念， 然而它在中国人的记忆中， 又具有最大的覆盖面和吸纳能力。
因而在这个口 号面前保持理性的自 觉， 会是这几年中极重要的事情。
本周新书中尽管有德沃金的《自 由的法》 这样的重要作品， 但我们还是特别推荐另 一本奥利弗·齐默的《欧洲民族主义：
1890-1940》 。这是本将近十万字的小册子， 非常好读。
将现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概念作了 些简单却清晰的梳理。
然而其中有些部分却涉及到欧洲曾经的惨痛的记忆。
1890-1940， 这 50 年中， 欧洲从“百年和平” 后的“大幻想”出来， 经历了 两次大战， 民族主义浪潮下的“民族国家” 并未能支撑起欧洲的和平。
那个时候， 亚洲的各个国家也正在经历寻求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 它们同样地被卷入了 现代性的困难以及民族战争之中。
这本十万字的小册子描述了 1890-1940 年间几乎欧洲所有主要国家的民族主义样态、 一战以及战争和约后对这些国家民族主义的影响， 意识形态间的斗争、 犹太人问题， 等等。
有些章节是非常吸引 人的， 如“民族主义与地区主义” 、 如“国家构建的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的命运” ， 以及：
“本土民族主义和地缘政治动乱” 、 又如“自 由主义者和实践中的民族主义” 、 “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 。
对这些章节的对应的阅读，至少可以为相关的问题建立一些相对可靠的知识。本周的《师友记往：
余英时怀旧集》 会是很多 书友都喜欢的。
余先生的道德文章令很多 人敬佩， 但他记师友往事时又会如何呢？ 这册集子收了余先生 17 篇文字， 有的文章是同时写两个人的， 如写顾颉刚与洪业的一篇， 但多 是一篇一人， 写此人与那个时代及其学术。
写费正清的一篇， 极是好看， 写余纪忠的“一位尊人爱国的伟大书生” ， 对大陆的青年， 会有另 一番教益。
总之， 这是值得读的好书。最后， 本期推荐的《儿童的世纪：
旧制度下的儿童与家庭生活》 是部名著， 作者另 有五卷本的《私人生活史》 国内 前些年由一位民营出 版商做过， 但这本《儿童的世纪》 ， 却是第一次出 版。
然而在电子的媒体时代， 童年又消逝了 ！
各位可读一下此书， 看看技术的进步是可以如何将我们带回到野蛮的。上海季风书园读书俱乐部2013-07-03
2季风本周推荐《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波兰] 莱泽克· 科拉科夫斯基 / 张彤 译 / 2011. 12 / 36. 00 / 共产主义莱 泽 克 · 科 拉 科 夫 斯 基 （ LeszekKolakowski, 1927-20 0 9）生于波兰拉多姆的知识分子家庭， 以自学通过了波兰地下教育系统的考试。
1953年， 以一篇斯宾诺莎论文获授华沙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而后留校担任助教， 六年后升任哲学史教授和系主任，直至1968年3月遭到清洗。1927年10月23日，科拉科夫斯基早年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早在1947年便加入了波兰统一工人党， 而后逐渐对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产生反感和怀疑， 主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人道主义的阐释， 并在波兰的《新文化》 (NowaKultura)等杂志上刊文， 阐述上述观点。
被开除出党并被剥夺教席后， 科拉科夫斯基获准出国， 辗转加拿大和美国任教， 1970年成为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高级研究员。
1986年， 他获选为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之杰斐逊讲座的主讲人。以三卷本巨著《马克思主义的主流》 (MainCurrentsofMarxism)广受世界称誉， 被许多学者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之一。国内出版的科拉科夫斯基著作有《柏格森》(中国社科， 1991)、 《宗教：
如果没有上帝……》(三联， 1997)、《形而上学的恐怖》（三联， 1999）、《与魔鬼的谈话》 (华夏， 2007)和《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十三个童话故事》 (三联， 2007)等。其它 著作还包括：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Volume 1、2、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WhyIsThereSomethingNothing?（Perseus Books Group， 2007）
， TheTwo Eyes of Spinoza （ St. Augustines Press，2004）
等。RatherThan本书属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的一种（衣俊卿主编，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 丛书还包括：《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诞生》[匈]费伦茨· 费赫尔《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当代左派的文集》[波兰]莱泽克· 科拉科夫斯基《日常生活》[匈]阿格妮丝· 郝勒《自由、 名誉、 欺骗和背叛--日常生活札记》[匈]费伦茨· 费赫尔《实践》[南]米哈洛伊· 马尔科维奇、 加约· 彼得洛维奇《当代的马克思》[南]米哈伊洛· 马尔科维奇《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匈]乔治· 马尔库什《语言与生产》[匈]乔治· 马尔库什《超越正义》[匈]阿格妮丝· 赫勒《卢卡奇再评价》[匈]阿格妮丝· 赫勒《后现代政治状况》[匈]阿格妮丝· 赫勒 [匈]费伦茨· 费赫尔《自由、 名誉、 欺骗和背叛》[波]莱泽克· 科拉科夫斯基
3季风本周推荐《欧洲民族主义--1890-1940）[英]奥利弗· 齐默 / 2013. 01 / 23. 00 / 社科丛书奥利弗·齐默 （Oliver Zim m er ）
英国杜伦大学现代欧洲史教师。
他已经出版的著作有 AContested Nation ：History，Nationalism in Switzerland，Memory and1761-1891 等。译丛信息：想象欧洲 丛书还包括：
《神圣罗马帝国，1495—1806》 、 《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 、 《科学革命与现代科学的起源(第3版)》、 《文艺复兴》、《拿破仑帝国 》 、 《基佐的欧洲观》 、 《雨果的欧洲观》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五章。
第一章始于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现代性的理论论争， 概述一些最著名的解释， 并探讨民族意识与现代民族主义的可能联系。
第二章描述和解释民族主义在 1870 年后发展成为大众现象， 聚焦于民族（nationalising）国家的作用， 帝国主义和国家间竞争， 民族仪式和节日 的意义， 以及民族主义对地区认同的影响。
第三章着重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尤其是其后， 民族主义的争论和政策影响处理少数民族的方式。
第四章探讨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 强调在地缘政治动乱和随之而来的先前统治集团被剥夺特权地位的背景下， 民族主义的修正主义形态在法西斯主义动员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
第五章探讨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观念。这五章在分析上各有侧重。
第一章有很强的概念导向。
第三和第五章主要涉及特定的历史发展。
第二和第四章则以同等笔墨综合了 力概念性、 历史编纂性和历史因素。目录：导论第一章 民族与民族主义：
古代的还是现代的？第二章 走向大众民族：
民族主义、 纪念仪式和地区主义第三章 民族归属的边界：
民族主义和少数民族问题第四章 走向疯狂的本土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第五章 重新考虑普遍性：
民族主义及其批判者结论参考文献附录
4季风本周推荐《自由的法——对美国宪法的道德解读》[美]罗纳德· 德沃金 著 / 刘丽君 译 / 2013. 06 / 50. 00 / 法学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 1931-20 13 ）罗纳德· 德沃金 1931 年出生于美国麻省沃塞斯特。
著名哲学家、 法学家。
先后在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 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是公认的当代英美法学理论传统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当今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他展现了一种由政治自由主义指导的法理学， 关注人类尊严与权利。
他的每一部重要的著作都引起广泛的讨论， 其中既有赞同， 亦有批判。世界法学名著译丛 还包括《法律篇》（柏拉图）、《战争与和平法》 （胡果· 格劳秀斯）
等。内容简介：本书是一部论文集， 收入了 作者从 1989 年至 1996 年几年间所写的法哲学论文和判例评论。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讨论了 近 20 年来几乎所有的重大宪法争议， 如堕胎权、 安乐死、 同性恋、纠正歧视措施、 色情文学、 种族冲突、 言论自由等等。
书中引用了很多经典的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 这些判例都确立影响至今的宪法性原则。
我国正刚刚开始宪法司法化的进程， 阅读本书可以帮助我们借鉴美国的这方面的经验， 切合实际的考虑我们解释宪法、 实践宪法的方式。目录：导言：
道德解读与多数至上主义前提第一部分 生命， 死亡， 种族第一章罗伊判例的危机第二章判决延期第三章美国宪法的内涵第四章罗伊判例得以维护第五章我们有选择死亡的权利吗？第六章言论限制令与纠正歧视措施第二部分 言论， 良知， 性第七章被告席上的新闻机构第八章为什么言论必须自由？第九章色情文学与仇恨情结第十章麦金农的言辞……
5季风本周推荐《你改变不了中国， 中国改变你》[荷兰]约翰· 范德沃特 / 蒋晓飞 译 / 2013. 06 / 43. 00 / 建筑、 人文约翰•范德沃特（ J ohn van de Water ）1999年获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硕士学位，被选为最优秀的毕业生， 直接受教于建筑师库哈斯的合伙人。
同年， 他同别人一起创立了位于阿姆斯特丹的 NEXT 建筑事务所。约翰•范德沃特被荷兰政府视为“荷兰文化传播角色里关键的一个人”， 在世界各地著书立说、教授课程、 参加展出、 发表演讲、 参与评审团和顾问委员会。
他的工作和理念在世界各地为无数的奖章所证明。
2010年， 他成为荷兰建筑师中出版半传记著作最年轻的一位。内容简介：年轻、 有激情、 雄心勃勃——这就是荷兰建筑师约翰范德沃特2004年在快速现代化的中国事业起步时的样子。
作为 NEXT 建筑事务所的台伙人， 他想要把 NEXT 国际化的理念在中国付诸于实践。接下来的时光相当地忙碌， 上百万平米的设计成果在中国的土地上成为现实。
约翰的西方思维架构在中国的背景下需要被不断地重新审视，他遇到大部分的限制和状况都是由于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维关系的不同所导致的：
不理解对抗、 误解、 接受、 认识、 形成共识， 最终达到互惠互利。约翰· 范德沃特编著的《你改变不了中国中国改变你--一个荷兰建筑师的中国工作手记》 是作者个人的、 心平气和的， 偶尔还带有幽默感的对真正建筑的热衷的真实记录， 也阐释了一个问题：
西方的设计如何才能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 比如中国， 做到持久耐用？目录：译序／ 001前言／ 001一 直觉／ 001青岛／ 003你怎样开始一个设计／ 017大都市图像／ 0211％／ 026中国． 中国， 中国／ 031香港， 深圳． 广州、 上海和北京／ 038阿姆斯特丹／ 045新家／ 048四个月之内动工！
／ 052天空没有界线／ 059二 对话／ 063支柱 ／ 065新同事／ 066调查问卷／ 069马斯洛／ 073维多利亚／ 077面子！／ 079调整／ 085中国的本质／ 092
6季风本周推荐《转型中国的社会正义问题》邓正来、 郝雨凡 主编 / 2013. 06 / 76. 00 / 政治理论邓正来 1956年生， 2013年初病逝于上海。
生前曾担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 主编， 《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主编， 《复旦政治哲学评论》 主编， 《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 主编。
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科学和指示社会学， 侧重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研究。郝雨凡 1989年荣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学位， 曾任哈佛大学国际问题中心麦克阿瑟研究员， 美国科盖特大学政治学教授, 亚洲研究何鸿毅讲座教授。
现任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院院长, 政治学教授, 博导， 澳门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 美国科盖特大学政治学系终身教授。
已出中文近作有：
《中国外交决策》 、 《布什的困境》 、《白宫决策》 、 《瞬间的力量》 、 《限制性接触》 、《无形的手》 、 《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报告》 等。内容简介：正义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 从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到罗尔斯、 诺齐克， 再到弗雷泽、霍耐特等大家， 一直围绕着正义问题争论不休。针对这个困扰世界学界和全球社会的老大难问题， 著名法学家、 政治学家邓正来、 郝雨凡两位先生检视既有的相关研究， 精心汇集了最具代表性的相关论文， 试图通过当代学者的细致梳理，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正义的思想渊源、 历史脉络、学派分野等诸多方面。
更重要的是， 结合当下转型中国的社会现实， 探究在中国语境下实现社会正义的思想资源及其可行性， 是一部最权威的、最前沿的社会正义研究文集。目录：第一辑 关于社会正义的一般理论论正义 Mortimer J. Adler 著邓正来 译关于正义的元伦理学解读 刘清平“社会正义” 的拟人化谬误及其危害——哈耶克正义理论的研究 邓正来康德论社会公正 程立显沃尔泽的多元正义理论评析 何包钢论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平等观 葛四友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与多元正义述评 冯颜利 贾可卿试析庞德的社会正义论说——以利益理论价值诉求的转向为视角 杨晓畅社会公正论 王海明 孙英走向微观正义——一种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视角 陈忠资本占有剩余价值在什么意义上是不符合(或符合) 正义的 孟捷社会公正的理论与英国的实践分析 李秉勤第二辑 社会正义及其他罗尔斯论自由及其优先性 H.L.A.哈特 著邓正来 译……第三辑 中国语境中的社会正义：
理论与实践齐物平等与跨体系社会 汪晖……第四...
篇三：观念史研究读书心得
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魏晋南北朝史学探微姓名唐燮军申请学位级别博士专业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指导教师王东20080501论文摘要拙文除绪论及附录外共分八章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分别考述了学界语焉不详或无暇顾及的若干史学问题从中得出以下结论 、见录于《隋书・经籍志》的《吴书》实乃韦曜独力所撰。此书不但叙事超出它作为孙吴国史的范围且其体裁结构除纪、传外至少尚置有《祥瑞志》。然而尽管其《祥瑞志》对王隐、沈约分别构置《晋书・瑞异记》、《宋书・符瑞志》可能有所启发但《吴书》的史学影响仍主要体现在其部分记载成为《三国志》尤其是《建康实录》吴史部分的史料来源。假如进而详加考辨又不难发现《建康实录》对《吴书》的征引其实并未旁出《三国志注》所录从而可以认定许氏此书如同韦曜《吴书》其价值仅仅表现为它在不期然间为后人研究三国史事保存了部分史料。 、齐高帝君臣由于俱非史才误将开国之年定为本朝国史的叙事上限从而自我放弃了诠释宋齐递嬗进程的主导权。于是不满现状的刘祥趁机撰写《宋书》以“讥斥禅代”。然则刘氏此举显然并非人君所能隐忍因而不久之后武帝既伺机将之远贬广州又随即诏令沈约、王智深重撰宋史冀以消除由刘祥《宋书》“讥斥禅代”所导致的负面影响进而规范刘宋史事的叙述模式。至此南齐官方的修史重心遂由国初的侧重编纂国史转为肆力重修宋史。其后成书的王智深《宋纪》尤其是沈约《宋书》基本上贯彻了武帝的旨意也因此多有曲笔。 、沈约的学术成就及影响诚然可观但对他来说学术研究归根结底只是用以追逐世俗功名的手段而已故其治学重点始终随着人主的好恶趋尚而不断转移。他的曲学阿世实际上使之像诸多时人那样自置于对皇权的依附之中从而推动了南朝皇权的同趋强化。至于其处世原则和治学风格的多变、善变既契合儒家的说教也予时人以深刻的影响。 、沈约《宋书》尽管前有所承却多能钩稽融会、断以己意绝非徒事钞撮者。该书的学术价值虽高于同记刘宋史事的裴子野《宋略》但由于外在的人事关系发生了有利于裴氏的变动故而它在梁代的史学地位不如后者。尽管如此沈《书》无论史书结构抑或史观皆对当时及后世史学乃至文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此类影响既有显晦之别后人也因此而有知与不知之分《建康实录》记宋事全据《宋略》为蓝本而与沈约《宋书》无涉之说即是其中的典型例证。 、《宋略》始作于永元二年五月之后定稿于天监三年裴氏除右军安成王参军之前。是书采撷颇广与沈约《宋书》同闻异述只是因为《隋书・经籍志》作者坚执北朝史学传统而被归入编年史之列。以其鲜明的义理化色彩而长期饮誉史坛的裴《略》最终由于时代需求的变易大抵散佚于两宋之际。
、通过追述洛阳寺庙的兴废凸显佞佛之风的危害以期东魏统治者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是杨街之撰述《洛阳伽蓝记》的旨趣所在。《洛阳伽蓝记》之所以采用文注分列的编纂体例更有可能受启发于当时经史书籍的类似措置。明末清初以降该书主要得益于传统学术的转型而日益受到学界的推崇。 、何之元的生前行迹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史学观念及其《梁典》的史书结构与书法。据《梁典》佚文既能推知该书始作于何氏任职北齐期间定稿于归降陈朝之后又可考见其编纂体裁实非《隋书・经籍志》所谓的编年体而是尚未定型的纪事本末体。至于何氏的著述旨趣。或隐或显地表达在《梁典序》及《总论》之中一言以蔽之就是替梁朝与陈氏政权争正统。 、编年体作为“古史记之正法”尽管经由干宝的倡导、改良而久晦得显然其与纪传体颉颃史坛之格局仅存续至五世纪三、四十年代而告终于范晔对两体优劣高下的评判及其《后汉书》对纪传体编纂方式的改进。此后虽有编年史之间出、实录体之衍生、纪事本末体之引入但占据南北两地史坛之主流者仍为纪传史。对于传统史学在此期间的演进轨迹刘子玄尽管未尝不了然于胸却依然力倡编年、纪传两体分立并行于两晋南北朝之说。总体上不足以与同期纪传体史书分庭抗礼的两晋南北朝编年史之所以如此备受刘氏的推崇其关键就在于它们多能遵行自《春秋》、《左传》以来的编年史之定式注重宣扬史学的政教义理功用从而契合了刘氏史以致用的价值观念与学术主张。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史学微观考察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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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观念史研究读书心得
152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体认”功夫论党圣元[摘要] “体认”是中国传统思想固有的一个重要范畴。“体认”范畴之形成与演变，有一个较为复杂而叠错的思想演化过程和观念史进程。“体认”功夫论联结着包括文艺思想在内的传统思想之各个门类，以理学、佛道、文学为主要体现方面。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体认”功夫论，具有非常深厚的哲学底蕴，精义叠出，思想内涵丰富，为传统诗文评增添了思理辉光。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体认”功夫论关涉到中国艺术思维的一些奥秘，其影响遍及诗文、小说、戏曲、绘画、书法。“体认”功夫论涉及主体的审美心胸，又涉及客体的特征；既指示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鉴赏之终极目的，又标示了主客一体的审美境界，确实值得重视。[关键词] 体认
功夫
心体身验
人情物理
涵泳〔中图分类号〕I01；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6）10-0152-10作者简介
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732）。2016 年第 10 期“体认”是中国传统思想固有的一个重要范畴。“体认”范畴之形成与演变，是一个较为复杂而叠错的思想演化过程和观念史进程，其涵盖范围也比较广泛，联结着包括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在内的传统思想之各个门类，当然又以理学、佛道、文学为主要体现方面。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体认”功夫论，是在历代文学批评的话语实践过程中逐步萌蘖、形成的，具有非常深厚的哲学底蕴，精义叠出，思想内涵丰富，为传统诗文评增添了思理辉光。本文拟从“体认”、“功夫论”之历史语义分析、传统文学创作论中的“体认”功夫论、传统文学接受与鉴赏中的“体认”功夫论三个方面进行论析，以使其义理得到彰显，并且使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体认”功夫论这一重要文论范畴之当代价值得以释放，引起关注。不足之处，祈请方家同行批评指正。
一、“体认”、“功夫论”之历史语义分析就一般的认识论哲学层面上来讲，以及从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言之，“体认”可以视为是认知主体为达到某种认识或实践目标而采取的程序、方法或手段。在认识的层面上，“体认”规定了达到真理的路径与方法。而在实践层面上，“体认”则更多地与价值理想、心性工夫的实现过程相联系。在传统的“功夫”论中，所谓的“体认”，源自认知主体的意义需求与目标感，是认知主体存在与自我实现的重要甚或是唯一方式。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思想关于天、地、人整体关联的意义世界建构中，在万物一体、体用不二、知行合一的理论预设中，经由“体认”之功夫路径，在宇宙万物的知识体系和主体实践的价值体
-153-系之间，搭建起了主客、心物之间的互动相生、同步共振关系，从而把宇宙世界、人伦世界精神化、价值化。因此，“体认”的“功夫”，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搭建的途径与过程，更是价值与信仰的确证途径与过程，是目标与过程之合一，因而具有复杂多面的意义脉络与诠释维度。在体认的过程中，认知者之认识能力、道德品格以及审美情趣呈现出相互融合的关系。在传统认知学说中，精神本体并不是以分离、分析的方式呈现，而是具有统一的特质，以整体的形式而存在，并构成统一的精神之域。因此，在中国传统认识论中，精神本体是客体与主体或个体的同生共在，并完全融化为主体的存在方式，与主体合二为一。就此意义而言，由方法而本体，由功夫而境界，“体认”因此而具有了本体论的色彩，进入了形上学的论域。概而言之，体认是功夫之学，具有返身性的特点。《淮南子 · 氾论训》云：“故圣人之道，宽而栗，严而温，柔而直，猛而仁。太刚则折，太柔则卷，圣人正在刚柔之间，乃得道之本。积阴则沉，积阳则飞，阴阳相接，乃能成和。夫绳之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故圣人以身体之。” [1] 此处所言之“体”，即是体验、体认。在“以身体之”的形式下，体认带有返身性特征。朱子说：“不可只把做面前物事看了，须是向自身上体认教分明。” [2] “如何是礼？如何是智？须是着身己体认得。” [3] 朱子认为，在认知过程之中，越是要把握具体的内涵，就越离不开反求诸己的体验。而且，朱子还认为，这种体认的功夫，必须是向内的，虽然可以借助于“学”的途径方式，但又与“学”不同。就主体的价值实现而言，体认包含了“学”的功夫。“学”的功夫是向外的，而体认的功夫则是向内的。《论语 · 学而篇》所谓“学而时习之”，“学”是一种实践活动，也是一种知性积累。体认则是一种状态，也是一个过程。因此，朱子又说：“体认省察，一毫不可放过。理明学至，件件是自家事。” [4] 这种体认省察，不仅是一个由微到著的自我领悟过程，而且还涉及到对体认成果的审视，是成人成圣、优入圣域的必修功夫。作为一种自我领悟的途径和过程，体认是自然、人生经验的自我升华，有一个动态的养成过程，此过程与逻辑、语言、概念分析构成的知识过程并非完全无涉，而是既有连接又有超越，连接中有超越，超越中有连接，两者处于知识的不同层面，然而又互相交错、浑然一体而难以剖分。因此，熊十力认为：
“中国哲学有一种特别精神，即其为学也，根本注重体认的方法。体认者，能觉入所觉，浑然一体而不可分；所谓内外、物我、一异种种差别都不可得。唯其如此，故在中国哲学中无有象西洋形而上学，以宇宙实体当作外界存在的物事而推穷之者。” [5] 熊十力强调体认在中国思想阐释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天道的本体必须通过体认实践而得来，并且还从根本上反对用西方体系哲学的概念方式来建构中国思想。故而熊十力又指出：“然儒者在其形而上学方面，仍是用体认工夫。孔子所谓‘默识’，即体认之谓。孟子所谓‘思诚’，所谓‘反身而诚’，所谓‘深造自得’，亦皆体认也。（思诚者，诚谓绝对的真理；思者，体认之谓，非通途所谓思想之‘思’。思诚，谓真理唯可体认而得也。反身而诚者，谓真理不远于人，若以知解推求，必不能实见真理。唯反躬体认，即灼然自识，深造自得者。所谓真理，必由实践之功，而后实有诸己。）自儒家之见地，则真理唯可以体认而实证，非可用知识推求。” [6]
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无非是采用两种方式进行。一种通过思辨的、逻辑推衍的方式，这通常是理性的认知；一种是采用体悟的方式，这通常是感应、体验、非严格逻辑化和思辨程序的认知。中国式的体认功夫属于后者。张岱年曾在《中国哲学大纲》绪论中认为，知行合一、一天人、同真善，重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非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是中国式体认的主要特点，其中“一天人，重了悟”也是中国艺术及艺术思维的重要特点，这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直觉方法、“模糊性”的思维特点相联系的。张岱年还对传统格物致知的方法作了研讨，将中国哲人求得其知的方法分为六种，分别是：1. 验行。即以实际活动或实际应用为依据的方法，这是墨子的方法。2. 体道。即直接地体会宇宙根本之道，是一种直觉法，这是老子、庄子的方法。3. 析物。即对于外物加以观察辨析，这是惠子、公孙龙及后期墨家的方法。4. 体物或穷理。即由对物的考察以获得对于宇宙根本原理之直觉，兼重直觉与思辨，可以说是体道与析物两法之会综。5. 尽心。即以发明此心为方法，亦是直觉法。6. 体道与尽心。均为直
- 154 -觉的方法，只是一个向外一个向内。
a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而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从其特有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出发，中国古代形成了有别于西方世界的思维认知方式，而传统的思维认知方式，除了形成中国传统哲学之体性与体貌而外，对于中国传统文艺创作、批评鉴赏理论和方法所产生的塑型作用，无论如何估量也是不会过分的。总体而言，建立在“体认”哲学基础上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与鉴赏批评，将诗文书画等艺事及其鉴赏视为是一个对宇宙人生的感悟体验过程，从而形成了传统文论中的“体认”功夫论，并且不以建立完整系统的理论为目的，而重视灵感的闪现，注重直觉和身体力行的体验。以下分而析之。
二、传统文学创作中的“体认”论先说传统文学创作中的“体认”论。对于作文，清代唐彪在《读书作文谱 · 临文体认功夫》中引用杜静台的话说：“文无他诀，惟贵体认。体认者，谓设以身处其地，处其时，而体认其理也。理之体认既真，则经书非先圣、先贤之言，乃吾身真实固有之理。由是发为文章，句句皆真诠实谛，格自然佳，词自然畅，气自然顺矣。” [7] 这里的意思是说，文章写作没有别的诀窍，贵在作者体察万物之理，设身处地，对表现对象进行体察，只有体察入微方能描绘准确，表达情意才能生动活泼、自然流畅，说理才会更透辟，这样写作的文章才能入情入理，气充体圆，真气饱满。钱钟书在论述中国古代历史写作的时候也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 [8] 在这里应特别关注钱钟书关于历史写作和小说创作必须设身处地的论述，亦即“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才能入情合理地写好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写作规律，其中“遥体人情，悬想事势”的论述更与前文所述的“体贴人情物理”的意思相通，精神相近。文学写作，不仅要体贴人情，更要体贴物理。比如山水诗就是体贴物理、“体悟得神”的艺术创造。清代朱庭珍《筱园诗话》中对山水诗创作的论述，最为典型。朱庭珍首先将山水和“道”联系起来进行论说：“山水秉五行之精，合两仪之撰以成形。其山情水意，天所以结构之理，与山水所得于天，以独成其胜者，则绝无相同重复之处。”这与刘勰《文心雕龙 · 原道》中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论说不尽相同，但其间蕴含的道理无非是如六朝画论家宗炳所言之“山水以形媚道”，以及如刘勰所言之天地山川“皆道之文也”，与传统哲学中的“道”论理一分殊。以人而论，其游山水所感，每每不相同，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或心旷神怡而志为之超，或心静神肃而气为之敛，或探奇选胜而神契物外，或目击道存而心与天游。关于山水欣赏的主体，朱庭珍用了“志”、“气”、“神”和“目击道存”等与“体道”相关的语汇，可见在朱庭珍看来，对山水的观照就是对“道”的体悟。在论述了主体和客体各自的情况之后，朱庭珍又说：“作山水诗者，以人所心得，与山水所得于天者互证，而潜会默悟，凝神于无朕之宇，研虑于非想之天，以心体天地之心，以变穷造化之变。扬其异而表其奇，略其同而取其独，造其奥以泄其秘，披其根以证其理，深入显出以尽其神，肖阴相阳以全其天。必使山情水性，因绘声绘色而曲得其真，务期天巧地灵，借人工人籁而毕传其妙，则以人之性情通山水之性情，以人之精神合山水之精神，并与天地之性情、精神相通相合矣。以其灵思，结为纯意，撰为名理，发为精词，自然异香缤纷，奇彩光艳，虽写景而情生于文，理溢成趣也。使读者因吾诗而如接山水之精神，恍得山水之情性，不惟胜画真形之图，直可移情卧游，若目睹焉。造诣至此，是为人与天合，技也进于道矣。此之谓诗有内心也。” [9]对于朱庭珍的这段话，我们比较关心作者所阐述的主体对山水体悟的理论，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由技进乎道的艺术表达、人与山水产生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以人之性情通山水之性情，以人之精神合山水之精神，并与天地之性情、精神相同相合矣”的物我交融、合一的境界。审视这一说法，我们分明看到的是庄子所言的“体道”境界。中国美学中“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a 参见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序论”部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第 5-9 页。
-155-见我应如是”（辛弃疾）的审美境界是西方移情说所解释不了的，必须在“体道”的意义上去审视，才能得到正解，才能得到妙解，因为其间有“以心体天地之心”的“体”这一思维方式的介入。为此，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论中的“体物得神”之说中的“体物”，除了对事物进行详尽的描绘、体现的意思之外，更应该注意诗人在营构意象时对外物进行的“以物观物”的心“体”，这是一种类似于庄子“齐物”的体悟。庄子把这种思维概括为“以天合天”，是指在虚静状态中以主体的合目的性去契合客体的合规律性，从而进入深刻把握对象境地的体悟过程。唐时日僧遍照金刚在《文镜秘府论 · 南卷 · 论文意》中云：“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王昌龄也在《诗格》中认为诗歌创作要“搜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这就是说，审美主体在取用外物时，必须在“目睹其物”的同时“以心击之”，让“心入于境”，才能“深穿其境”、“神会于物”，也就是只有用心“体”之，才能达到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思的契合、交触。这种契合、交融是心与物在创作过程中建立新的联系的结果，而这种所谓新联系就使得物象变成了意象。深刻认识文学意象形成过程中心“体”的作用，对认识文学创作是有重要意义的。陆机在《文赋》中指出，文学创作是一个“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的过程，对于这句话中的“虚无”、“寂寞”的解释，历来有分歧，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这里的“虚无”、“寂寞”应该指的是宇宙的本体——道。如汤用彤指出：“万物万形皆有本源（本体），而本源不可言，文乃此本源之表现，而文且各有所偏。文人如何用语言表现其本源？陆机《文赋》谓当‘伫中区以玄览’。盖文非易事，须把握生命、自然、造化而与之接，‘笼天地（形外）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文当能‘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以求音’。盖文并为虚无、寂寞（宇宙本体）之表现，而人善为文（善用此媒介），则方可成就笼天地之至文。至文不能限于‘有’（万有），不可囿于音，即‘有’而超出‘有’，于‘音’而超出‘音’，方可得‘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文之最上乘，乃‘虚无之有...
